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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院校发展参考 The Developmental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s 2012年11月15日 第4期（总第7期） 学院制改革专刊
要 目 ● 美国大学学院制的组织特征 ● 牛津大学学院制若干问题探讨 ● 西方国家大学学院制管理模式的特点 ● 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考 ● 完善中国大学学院制管理的新构想 ● 学院制管理模式的运行原则和应重视的问题 ● 成都大学学院制教学管理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 高校创业，我们需要怎样的必修课 ● 四川大学提升教育国际化创新化水平纪实
目 录 ★刊首寄语 在现实中寻找学院制改革之路 ★名家名言 ★教育快讯 1.上海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爱国…………..………………….（1） 2.《本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修订过程及成果分析…….…（2） 3.高校创业，我们需要怎样的必修课…………………………….….…………..（6） 4.四川大学提升教育国际化创新化水平纪实…………………………….….......（9） ★国外大学学院制实践 5美国大学学院制的组织特征.…..….….….……………………………………（11） 6.牛津大学学院制若干问题探讨.……………………………………………….（16） 7.西方国家大学学院制管理模式的特点………..……………….………………（19） 8.英、美、德三国大学学院制组织模式的多视角比较………… ……………….（21） ★国内大学学院制改革 9.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考…………………………….……..…（26） 10.学院制管理模式的运行原则和应重视的问题……………………………….（29） 11.完善中国大学学院制管理的新构想………..……………………..…..……...（32） 12.成都大学学院制教学管理改革的探索与实践……..….……………………..（36）
在现实中寻找学院制改革之路 高校以学院制来划分学科结构，进行必要的管理，是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的普遍做法。不同于“校系”二级行政机构管理模式，以“校院”两级管理为特征的学院制结构，实质是使高校原有的以职能部门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以二级学院管理为主体的管理模式。 西方大学学院制管理各具特点：美国大学强调发展性和均衡性，普遍采取文理学院为主、辅以专业学院的模式；英国以牛津大学为典型，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在保留学校的历史传统的前提下融合诸多现代高等教育理念的元素的特点，呈现多元化态势；德国将评议会纳入学院制管理；日本采取“学部+学科”或“学群+学系”的模式，注重讲座这种特殊的权力组织。我国高校学院制管理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设置了3个以上学院者方称为大学，只办一个或二个学院的，称为独立学院。1952年院系大调整，高校中取消了学院，实行校、系两级管理。随后，当宽跨度的校、系两级管理模式捉襟见肘时，重建学院制管理的呼声高涨。 21世纪，我国进入新一轮学院制改革。新一轮学院制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改革的难点在于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改革的基本路径是重塑大学的办学理念、创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谐行政与学术的共建关系、确立目标绩效导向下的激励与制约机制。与国外的大学相比较，我国大学的管理结构虽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我们的特色在哪里？ 首先，在进行改革之前，我们应当辩证的审视我们的国情，思考我们学校具有什么特色，我们的高等教育又有哪些本土特色。这些将是左右我们进行改革、影响改革成效的关键因素。其次，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应当思考，如何改才能更加突出国家的特色、学校的特色。我们的大学应当具有国魂、校魂，失掉了大学精神的改革，只能使我们的大学失掉灵魂；失掉了本土特色的改革，只能使我们的学校治学四处碰壁。目前，在川外更名为“大学”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进行学院制改革，更需要具有川外特色的、最终能更好的突出川外办学风格的学院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曾说，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学院制改革，不仅要借鉴国外大学，在心中构建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还要认真思索我们自身的特点，在现实中寻找学院制改革的可行方案。
人不应被作为手段，不应被看做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决、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他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志来行动的。而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如何使人们能去理智地引导内心，理智地采取行动。 ——康德，摘自托马斯.尼佩代尔《德意志史1800－1866》
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与技能，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与理解力，以便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费希特，柏林大学第一任选举出来的校长
大学不是一个用一种观点来看世界的紧密结合的专业群体。作为不同专业的聚合，它是非集权的、松散的和软弱的。 ——著名社会学家和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大学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们把科学和学问设想为处理最终无穷无尽的任务……教师不是为学生而存在；教师和学生都有正当的理由共同探究知识。 ——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
上海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爱国 近期，上海市教卫党委、市教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形势政策教育，积极创新网络思政平台，充分依靠辅导员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做好学生情绪疏导和思想引导工作，努力确保校园和谐稳定。 一、依托博雅讲堂，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博雅讲堂”是市教委党委、市教委组织的面向广大高校师生的人文社科讲座。今年暑期以来，针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在“博雅讲堂”中增设“时事讲堂”系列，坚持每月一讲，面向高校辅导员、思政课教师等形势政策教学骨干，重点针对当月的时事热点，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帮助教师准确把握中央精神，把道理讲深、讲透，更好地为学生解疑释惑。近期，围绕南海局势、钓鱼岛事件、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等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邀请了桑玉成、吴心伯、冯玮、王少普等知名学者开设了《当前南海形势与中国的应对》、《又是一个换届年：期待、使命和展望》、《钓鱼岛纷争经纬及中日关系60年》、《美国重返亚太与中国外交政策》等系列讲座，对重大政策进行深度解读，对时事热点进行深入剖析。 各高校也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时事报告会，对学生开展形势政策教育。“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本市共有19所高校开设形势政策课。如，复旦连续举办了《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战略与政策》、《欧债危机与中欧关系》、《中日钓鱼岛事件背后的中美战略博弈》等3场形势讲座；上海交大和同济开设中日关系时事报告会。系列报告会和讲座在相关高校引起学生强烈反响，吸引了数千名学生参加。 二、依托易班平台，加强网上舆论引导 易班是上海大学生网络互动社区，目前已基本实现了上海高校全覆盖。依托这一平台，上海高校加强网络舆情研判，因势利导，积极应对，用正面声音占领网上阵地，用正确舆论引导广大学生。 主动设置网上议题，把握思想脉动。一方面，采用人机结合的方式对教育网络舆情进行24小时监控，在最短时间内发布了“每日舆情扫描”手机短信28条、编写了“舆情专报”27份，报送教育部信息123条，及时分析舆情走向，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另一方面，主动设置议题，潜移默化中实施引导。如，易班主页发起“钓鱼岛问题：你有什么看法？”的话题讨论，24小时内即成为十大热帖榜首，约1400多名用户在其中表达了看法。 主动策划网上主题活动，唱响“主旋律”。把握引导的时机、节奏和重点，创新形式，抢占舆论引导主动权。9月18日，易班推出题为“理性爱国，从我做起”的全站活动，呼吁广大“易友”：“合理表达，理性爱国，不以冲动鲁莽的行为影响社会和他人。理性爱国，从我做起！”该贴取得2000多阅读量，约170位易友在其中表达理性爱国的情绪，易友“闲人易”留言“理智的爱国是一种尊严，也是一种气质”，获得了广大易友的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生制作并开通了“纪念9.18”专题网站。在专题网站上，同学们纷纷实名登录，在纪念墙上留言。 主动培养网上“意见领袖”，放大“正能量”。广泛发动教师在网上与学生互动交流，引导学生舆论导向，积聚巨大的正能量，使理性爱国成为大学生的思想主流。国家千人计划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特聘教授傅崐成在学校的校园网上撰写文章，为同学科普国际海洋法知识，从法理上阐述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以及如何维护钓鱼岛主权。东华大学辅导员严晨连续在易班上发表“今天我们如何理性爱国”系列博文，剖析钓鱼岛问题的由来，引导学生立足当下、理性爱国，“让爱国更有深度”。 三、依托工作队伍，开展深入细致谈话谈心 上海市教委党委、市教委多次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市委精神，坚持“内紧外松”落实工作措施，开展谈心活动。启动机关高校“一对一”联络员机制。遴选上海市教委党委、市教委机关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处级干部作为联络员，与高校建立一对一的联系，深入高校，及时掌握情况和跟踪指导。各高校也建立工作网络，完善工作预案，动员全校教职工合力做好相关工作。鼓励高校辅导员开展“面对面”谈心。明确要求辅导员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学生的爱国诉求表达不能一概否定；24小时在岗在线，加强一线值班，深入学生宿舍，了解学生去向，与学生促膝谈心，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迎新和文体活动。适逢开学，上海各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迎新活动，一些高校党政主要领导为新生上开学“第一课”；同时，还举办拔河比赛、辩论赛等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通过全市高校深入细致的正面教育引导工作，有效维护了上海高校和谐稳定的大局，目前各高校教学秩序良好，学生普遍表示以理性方式表达爱国热情，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2.11.06） 《本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修订过程及成果分析 近日，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本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事关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的发展大计，涉及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的培养和成长以及数以千计的高校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1999年颁布的《本科专业设置规定》已使用10多年。其间，经历了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教育大国。 现行《本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设置规定》对此发挥了巨大的基础性指导作用，提供了本科层次学历学位教育的学科保证。但由于十多年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显露出了不少问题。一是由于原目录内只有249种专业，难以适应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目录外”专业，至修订前目录外专业已达386种，占总数的60.8％，结构显然不合理。二是不少新设专业内涵不够清晰、名称不够规范、区分度小甚至重复设置。三是审批程序比较复杂，评审量大，缺乏研究和宏观把握。四是高校申报专业比较盲目，缺乏计划性，重申报，轻建设，办学质量难以保证。五是《高教法》关于高校依法设置专业的自主权一直未能很好地落实。 教育部及时启动了修订工作，并于2010年9月专门成立了13个专家组。其中，12个专家组分别担负12个学科门类的专业目录修订工作，1个专家组作为综合组，负责汇总、协调、优化12个学科门类专家组的修订结果，并担负《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的同步修订工作。 遵循——主动适应、科学规范等原则 从修订工作一开始，教育部就明确了本次专业目录修订的指导思想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握国家的历史方位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同时确立了修订工作要遵循“主动适应、科学规范、继承发展”等基本原则，并要求统筹好“专业与职业、专业口径宽与窄、本科教育与研究教育、适应性与前瞻性、国内与国际、规范与开放”等关系。 这些都为修订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专家组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总体工作思路和修订方案，主要包括：将融合现目录内和目录外专业于一体，形成完整、统一的新目录；学科门类将严格与研究生学科目录保持一致，专业类将尽可能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一级学科相对应；通过整合、合并、更名、拆分、撤销等方式，使新目录的专业更加科学、规范，学科内涵更加清晰；拟将专业进行分类，以适应各类高校的发展需要和个性化需求，体现主动适应、继承发展原则；慎重对待拟“撤销”专业。对不宜继续保留的拟撤销专业，原则上要“给出路”，确保修订工作平稳、有序；在修订《本科专业设置规定》中，要切实落实高校依法设置专业的自主权，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引导高校重在专业建设，提高培养质量。 力争——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和应用性 此次修订工作历时两年时间。期间，教育部召开了数十次座谈会，三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收到近2000条意见和建议，并反馈给专家组。各学科专家组多次集中讨论修订，其中综合组集中讨论达七次，几上几下，先后形成了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修订二稿》、《征求意见稿》、《审议稿》、《送审稿》等版本。可以说，本次修订工作是在教育部和高教司的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各级管理部门、高等学校、产业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高校一线教师、专家组等的积极性，集中了方方面面的思路和智慧，体现了本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教育部对本次修订工作的高度重视，使得修订结果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应用性，为正式颁布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修订的专业目录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分为学科门类、专业类、专业三个层次，其中学科门类12个，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学科门类一一对应；专业类92个，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一级学科基本对应；专业数506种，减少了20％。这一结构基本描述了我国本科教育的专业目录框架，反映了我国本科专业发展的历史积淀和主要趋势。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目录的专业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基本专业”（共352种，占69.6%），属于学科基础比较成熟、社会需求相对稳定、布点数量较多、继承性较好的那些专业。第二类为“特设专业”（共154种，占30.4%），是近年来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适应人才培养的特殊需求而设置的专业。 改变——原来专业类型名目繁多的状态 此次《本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修订工作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其中涉及《本科专业目录》的主要成果有： 一是形成了完整、统一、可动态调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体系。本次修订工作的一项基本成果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本科专业目录新体系，不再区分沿用多年的“目录内专业”、“目录外专业”的概念。另外，由于引入了动态调整机制，可确保其保持完整和统一。新目录在结构上仍分为学科门类、专业类、专业三个层次，其中学科门类12个（增加了1个），其名称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相应学科门类完全一致，它们决定学位授予的种类；专业类92个（增加了19个），对应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一级学科；专业506种（减少了129种），是高校招生录取和制定培养方案的主要依据。 二是引进“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概念，专业分类更具科学性。根据专业特性，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大致分为两类：“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这一新的划分思路较好地解决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改变了原专业目录存在的专业类型名目繁多、含义界定不清、高校难以把握的状态，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目标定位，制定专业发展规划，逐步形成办学特色。 三是基本完成了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对接，有利于高校课程体系的改革和贯通。在原目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与研究生学科目录衔接不太好，时常听到高校和毕业生在这方面的抱怨和呼吁。这次修订工作一开始，教育部就明确要统筹好本科专业目录与研究生学科目录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要求，新目录增加了艺术学学科门类，除军事学以外，本科学科门类与研究生学科门类从名称到代码完全一致，从而授予的学位名称完全一致；新目录的专业类数从73增加到92，与研究生学科目录的一级学科尽可能保持一致。这就解决了多年存在的本研衔接不畅的问题，为学校的学位授予、课程体系设计、本硕连读培养模式、毕业生选择专业方向提供了学科依据，也为各级政府的教育统计提供了便利。 四是整合了重复设置或分布不合理的专业，使内涵更加明确，名称更加规范。本次修订后，专业总数由635种减为506种。经过各学科组的梳理、论证和综合组的协调、优化，采取整合、合并、更名、撤销等方式进行了处理。新目录和原目录相比，专业的内涵更加明确，名称更加规范，专业之间保持了应有的区分度和各自的学科属性，为执行新的《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奠定了基础。 设计——“备案制”和“审批制”两种方式 《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的主要成果有： 一是落实高校依法设置专业自主权，促进高校发挥优势，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在修订《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的过程中，如何落实高校依法设置专业的自主权始终被作为一条红线，牵动着整个修订工作的每一根神经。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且规模趋于稳定，专业目录经过修订已纳入科学规范的轨道，落实高校依法设置专业的自主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问题是如何落实？如何放权？经过反复研究，对原《本科专业设置规定》进行了整体设计，提出了“放开一大片，管住一小块”的改革思路，设计了相应的“备案制”和“审批制”两种方式。对已列入目录的所有专业（除少数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所有高校全部实行“备案制”，只对申请设置尚未列入目录的少数新专业实行“审批制”。而且，满足备案的前提只有一条，即经过核实和公示，已具备了设置该专业的办学条件。这就把绝大部分专业和绝大部分高校都“解放”了，高校自主设置专业的主体地位自然突显了出来。在这种制度下，高校如要设置专业，最需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这样，过去那种盲目申报、广种薄收、重申报、轻建设的无计划状态可望得以改变，高校完全不必“赶场子”、担心“过了村没有店”，进而把设置专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精力，搞好规划，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可以说，确立高校设置专业自主权是本次修订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亮点。 二是发挥专家作用，借助网络平台，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形成专业设置新流程。 与“备案制”和“审批制”相配套，新的《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设计了一整套新的流程，其中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是主要方面。为此，教育部专门开设了网络信息平台，除必要的纸质材料外，流程全部在网上流转。同时，对材料申报表重新进行了设计，要求高校重点陈述是否具备开办该专业的条件（市场需求、师资队伍、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实验条件、经费投入等）。高校主管部门审核的重点是确认高校是否确实具备了开办该专业的条件、材料是否真实等。专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重点审核新设专业的名称是否规范、与已有专业的区分度如何、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等。这样，在新的专业设置流程中，主管部门、专家、高校职能清晰做到“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三是建立信息公开和信息披露制度，专业设置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放权”改革中，经常会从“一管就死”的极端跳到“一放就乱”的另一个极端，最后不得不把放下的“权”再收回来。新的《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始终贯彻“该放的坚决放”、“该管的大胆管”的思路，设计了“备案制”和“审批制”两种方式，前者属于“坚决放”，放开一大片；后者属于“大胆管”，管住一小块。“放开一大片、管住一小块”是这次改革的核心措施，既“放权”又“调控”，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与此同时，《规定》还设计了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机制，要求申报学校校长签字承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并将申报材料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公示一个月，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求专家将审核意见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反馈给申报学校并抄送给学校主管部门。也就是说，整个申报和审核过程都是透明的、公开的，其公正性理应得到保证。 （《中国教育报》2012.10.18）
高校创业，我们需要怎样的必修课 日前，教育部印发《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不过，到目前为止，创业教育还只是部分高校的零星之举，如何成为高校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的必修课，还需要不断探索。 现状：课程设置零散选修为主 清华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创业教育课程的高校。早在1998年，清华率先为MBA开设了“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2002年4月，教育部选取9所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工作。此后，试点高校基本都开设了相关课程。 2003年，清华科技园与清华经管学院共建创业课程，至今已开设《创业管理》等相关课程十几门；西安交通大学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现代企业管理》等必修课程。不过，这些课程基本以选修或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必修为主，且课程设置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系统独立的创业课程体系。 在非试点高校，北京大学每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课程，此外光华管理学院也开设了《创业管理》相关课程。但除了这些资源丰富的重点高校之外，大部分非试点高校课程极为稀缺，甚至很多学校的创业课程还是一张白纸。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就显得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创业教育将真正实现在第一课堂的普及。”清华大学团委创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帅国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北京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陈永利则认为：“设置创业必修课符合创新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规律，但需要各个高校结合自身实际把政策落实好，才能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帏博士认为，目前国内高校的创业教育正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总体水平不高”，与国外相比，创业教育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学科体系，核心问题是“师资力量的匮乏，毕竟培养一批优秀的创业教育领域的教授不容易，需要时间”。因此，课程在全国普通本科学校的推广，应该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期待：社会支持完善创业教育体系 沈亚洲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6届毕业生，毕业至今，他已经参与创办了三家公司。现任北京某服装类公司副总经理的他，提起当初“白手起家”时人脉、资金和经验的欠缺，依然感慨万千：“学校的创业教育毕竟还不是实践，大学生创业真的很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 沈亚洲的感受并非个案，创业教育毕竟不是凭高校一己之力可以做好的。 2011年由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发布的《全国大学生创业调研报告》显示，“提供资金、项目双选平台”（58.3%）和“专业培训”（49.7%）是受访者最希望获得的创业服务。而这两项支持性服务都需要具备创业经验和资金优势的社会产业界的参与。 “大学创业教育是一个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课程和商业计划大赛的层面。”张帏认为，“创业教育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学校的师资力量，更取决于外部产业界的参与和支持，而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地方。” 产业界的支持主要包括经验辅导和资金支持两个方面。目前，国内高校创业教育得到的社会支持多通过大赛赞助、讲座交流、沙龙邀请等方式，并未形成常规化的支持体系。张帏介绍了今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考察的成果，他说，美国的MIT、哈佛、斯坦福等商学院最近一年来开始在暑期直接帮助学生进行创业项目的孵化，包括项目的模型开发与测试，市场调研与反馈，并且在校园里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场地、业界指导以及人脉资源。这种常规化的社会支持是国内高校可以借鉴的地方。 理念：创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创新精神 “我们应该打破一个误区，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不是鼓动学生不学习，更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创业，而是让大家有产业转化的概念和意识，更是让大家去感受一种创业家精神。”针对一些同学对“必修”二字的疑惑，王帅国这样解释。 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吴天际，今年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取得硕士学位，现在他正在与两个同学一起创办自己的公司，公司结合了三个同伴的专业优势，致力于康复仪器设备的研发。“创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种创新精神”，同时接受过本土和海外教育，吴天际这样谈论自己对创业教育的看法。 那么，创业教育到底能从多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呢？“教育部的新政策显示了国家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但是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不可能通过这种方法很快地解决国内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张帏认为，“课程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而在陈永利看来，若要真正实现创新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相当重要。“全社会应该有一种扶持青年创业的氛围和环境；再者，大学生对自身应该有清晰的定位，很多大学生认为就业难就创业，实际上创业是高端的就业，如果连自己就业都做不好，怎么协助和领导一个团队创新创造呢？” 在校大学生创业可计入学分 在校大学生到园区创业，可按规定计入学分；创办科技创业企业，注册资本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最高可允许70%的比例；高校、科研院所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内资公司，允许“零首付”……30日，“济南科技11条”正式发布，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创办科技创业企业给予支持。 30日，济南市政府联合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正式出台《发挥省会优势打造科技人才创新创业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即“济南科技11条”），规定高校、科研院所创办的科技创业企业，注册资本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最高可允许70%的比例。申请设立企业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内资公司（1人有限公司除外），其资本注册实行“自主首付”办理注册登记，允许“零首付”。“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占的比例，以往上限是35%，实际操作中也只是在20%-30%之间。”济南市科技局局长徐群表示，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的老师往往手里有科研成果，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无法注册公司。 “济南科技11条”规定，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所得收益，按至少60%的比例分配给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省、市科技计划对此类成果转化项目给予优先立项。“这肯定会大大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徐群说，根据规定，驻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取得授权发明专利及通过成果转化对本单位作出突出贡献，可优先推荐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这意味着高校老师评职称不再唯论文论。” 另外，“济南科技11条”也允许和鼓励驻济高校全日制学生（包括各类研究生）创办科技创业企业。凡进入园区开展创业工作，可视为其参加学习、实训、实践教育，按相关规定计入学分，并免费享受创业导师辅导。 根据规定，新创办科技创业企业通过省级以上鉴定的新产品，从认定之日起，3年内由市财政将该产品新增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地方财政收入部分通过扶持资金方式拨付企业，专项用于技术研发。新建并经国家或省认定的创业服务中心、大学科技园、软件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按规定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创业风险与机遇并存 相对从社会人看来，大学生创业的劣势也很明显，“社会经验”成为大学生创业的最大门槛，而“资金”问题也同样限制了大学生走向创业，再者团队组建与经营管理是大学生创业的第三劣势。是故综观大学生创业存在很多风险，他们是否具备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创业的成败。 风险一：项目选择太盲目 大学生创业时如果缺乏前期市场调研和论证，只是凭自己的兴趣和想象来决定投资方向，甚至仅凭一时心血来潮做决定，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从市场分析与环境的变化，将会给各行各业带来良机，透过这些变化，就会发现新的前景。这些变化可以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进步、通信革新、经济信息化、服务化、价值观与生活形态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在了解市场的基础上创业。一般来说，大学生创业者资金实力较弱，选择启动资金不多、人手配备要求不高的项目，从小本经营做起比较适宜。 风险二：缺乏创业技能 很多大学生创业者眼高手低，当创业计划转变为实际操作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创业无异于纸上谈兵。一方面，大学生应去企业打工或实习，积累相关的管理和营销经验；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创业培训，积累创业知识，接受专业指导，提高创业成功率。 （江苏高等教育网 2012.10.31） 四川大学提升教育国际化创新化水平纪实 这是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一堂平常的外教课：讲台上摆满了鸡蛋、牛奶、酒和冰桶，来自哈佛大学的外籍教授大卫·威茨正在给学生们讲授“高级烹饪艺术和软科学及基因”课。在轻松活泼的烹饪实验中讲科学，同学们对相关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一次次激发，原定两个小时的讲授持续了3个多小时…… 每一天，这样的场景都在川大上演。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外院士、高端外籍教授、国家“千人计划”英才等频频出现在课堂和讲座中，一批批学生和青年教师赴海外名校名师处深造，来来往往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已成川大的“家常便饭”。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说：“我们大力探索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引入高端人才，推进实施了系列创新性、国际化教育计划。”已走过116年办学历程的川大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把学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创新化水平推向一个新阶段。 百年学府汇聚全球高端人才 回溯百年历史，中国最早聘请外籍教师、倡导教育国际化是川大不灭的印记。清末四川姓名可考的88名外籍教师，绝大多数在川大执教。1906年四川留日学生约800人，占全国的10%，也多来源于这所学校。作为川大前身之一的华西协和大学，1933年以前的师资也主要是外籍教师，一共194人。将科学前沿的海外力量和本土大师结合，川大构筑了中国西部的学术高地。进入21世纪，学校全面推行包括高端外籍教师、全职外籍教师、学科跨越定向引智、文科优秀青年百人、海外名校博士选聘、卓越学者、青年教师国际名师名校深造等为内容的“海纳人才工程”7大计划，同时鼓励各单位积极引进优秀人才。 按照计划，川大将引进全职外籍教师200人。同时，学校还把引进高端团队纳入其中，以高端团队迅速提升学科层次与水平。在最引人注目的“高端外籍教师引进计划”中，包括大卫•威茨教授在内，已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菲尔·科茨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艾伦·盖伦教授，日本建筑大师藤井明教授，日本环境专家木田建次教授等14位国际著名专家被引进，到校开展工作；另有51位外籍教师全职在校工作。在“千人计划”方面，学校迄今共引进32名专家，另引进“青年千人计划”学者10名。同时，学校每年有近40人参加“1+1”青年教师访学计划、50名优秀教师赴国际名校深造，与国际名校联合培养博士生20人，每年约100人赴国际名校短期学习。川大对新时期拔尖创新人才的国际化选拔和联合培养框架已成规模。 高端人才引领国际化创新化教育 在外籍教授木田建次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学习以及观摩的学生进出不断。木田建次说，他加盟川大，就是要率领川大把清洁再生能源循环转化利用技术应用到新农村建设中。“这是个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领域，所以我选择了环保再生清洁能源专业。”4年级学生李佳忆说，他在木田教授团队的指导下已基本完成毕业论文，并申请了欧洲四国环保政策研究奖学金。校领导班子一致认为，人才培养质量要上台阶，就一定要主动进入科学、学科前沿，一定要着力培养学生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宽广的国际视野。为此，学校要求高端外籍教师到校的首要工作就是为本科生授课。 近些年，每位学生都能接触到海内外高端专家的课程和学术讲座。据统计，2009年至2012年，四川大学外籍教师和“千人计划”教授在校为本科生开设各类课程合计3万多学时，学生选课人数达4万人次，讲座受益面达10万人次以上。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高端人才参与到了四川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中。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艾伦·盖伦是世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他每年到华西第二医院实验室工作半年，并为学生开设一门前沿课程。谈及盖伦，学生曹宇深有体会：“他在学术上的态度，给了我难以忘却的印象。我认为他必定会感染一批怀抱梦想的年轻人，也会为川大生物医学学科带来很多严谨、上进的元素。”高端人才正在通过个人魅力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科学探究的意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传授给川大学子。 高端人才架起川大走向世界的桥梁 “川大与我签署合同的第一条，就是要给川大本科生、研究生授课和举行讲座。”在德国水环境保护界，外籍教授多曼先生人称“学术教皇”，曾获得德国联邦总统一级功勋大十字勋章。2010年4月，多曼和他的学术搭档、曾是川大学生的姚刚教授一起，促成川大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共同主办了“中德水管理研讨会”，并联合成立了“中德水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为中德两国专家开展高水平研究搭建了高规格的科研平台。他还进一步在2011年倡议实施了“中德环境保护研讨会”，其所涉规模、范围、影响之大，前所罕有。“千人计划”教授同样是川大多方面通向世界的桥梁。侯正猛教授利用在川大和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双边任教的优势，发起、组织了两校“2+2”双学士合作项目，为川大学生争取到免学费、100%绿色签证快速通道等特别优惠，每年有20至25名本科生前往德国学习。目前已有176人次获得了共7万欧元的德国DAAD奖学金。 今天的川大，在校研究生有2万人，已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与80所国际著名大学和港台地区大学开展了联合培养项目。在国际化、创新化的道路上，川大正昂首向前。 （《光明日报》2012.10.12）
美国大学学院制的组织特征 曹 霞 学院制是大学以学院为实体性主体和管理重心，凸显培养人才和发展学科等职能目标的内部组织结构形式与管理模式。学院制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后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完善，其中美国大学学院制最为完善，具有发展性、均衡性、多样性等特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大学中广泛采用的是校、系两级管理模式，办学权力高度集中在校一级组织。近年来，在我国大学体制创新中广泛采用的是校、院、系三级管理模式。而学院制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学院设置原则不清、标准模糊、随意性较大；学院数量过多而学科容量过小，不利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发展；管理重心偏高，学院运行效率偏低等。通过分析美国大学学院的组织设计原理和权力运行机制，以学科大类之间更高层次为标准设置学院、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配合为手段管理学院的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大学学院制的组织特性 英国学者阿什比（EricAshby）曾指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模式的输出经历了四大浪潮，第一大浪潮是15世纪大学在欧洲兴起，第二大浪潮是16世纪至17世纪大学由欧洲传到了美洲大陆，第三大浪潮是19世纪大学由基督教世界向非基督教世界传播，第四大浪潮则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并一直持续至今，其重要特点就是美国模式的世界性移植。在第四次浪潮中，中国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把美国大学模式作为了改革的重要参照对象。这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使然，也是由于美国大学学院制具备突出的特点，容易被参考和效仿。 （一）发展性——英国模式到美国模式 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起初是以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为模板建立的，美国大学学院的设置是以学科为主要依据。由于这个国家的极度创新性， 1862年，《莫里尔法案》得以颁布，美国大学学院的设置也逐渐结合了社会及经济的发展需要。这种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学院制的特点是学院设置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学院制在发展中不断增加新的内涵。 目前，美国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并存，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社区大学层次分明，私立性大学和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界限清楚，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不同层次教育同步发展。在两年制社区学院、四年制高校和研究型大学三个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一般在研究型大学中实行学院制，见表1。 表1 美国大学的学院设置［1］
（二）均衡性——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 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采用的是以传统的综合性文理学院为主体，以专业学院为辅的组织结构。这里的文理学院是西方教育体制中一种传统的分学科综合教育组织，以系为主干。文理学院称作“college”，偏重学术发展，可以培养复合型通才本科生，且有些大学文理学院中仅有本科生，如康乃尔大学。专业学院称作“school”，强调社会需求导向，研究生层次较多，偶尔也提供一些本科生辅修项目，其专门培养学术型的专业人才。这种美国学院制模式试图通过学院的分设和连贯，协调大学中常见的通才和专业训练的矛盾。当然，也有很多大学的组织结构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芝加哥大学就没有文理学院，代替文理学院的是大学学院部，专门用来培养本科生，另外，还有人文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4所宽口径的研究生学院和6所专业研究生学院。 （三）多样性——大学、分校、学院、学部、系、项目共存 美国的大学学院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所学校内可能同时存在大学—分校—学院—学部—系/项目、大学—学院—系、大学—学院—项目或大学—学院—学部等多种组织形式，如加州伯克利大学，共有14个学院（见表1），其中最重要的是文理学院，文理学院共有5个学部（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它的学部容量比较大，学部划分与我国传统的按学科门类划分不一样，主要是按学科群划分，如人文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有的学部虽然从名称上看是一级学科，如物理科学部，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学科群。值得注意的是，该院还设有一个由项目组成的跨学科和本科生教育部，这个学部的设立有利于问题的研究与学科的融合发展。 表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理学院的组织结构
另外，各个专业学院的结构也不完全相同，如商学院、教育研究院、工学院等11个学院都是由一些项目组成的，而化学学院、自然资源学院则是由系组成的。 二、美国大学学院制的组织模式 （一）结构设计原则 一般美国综合性大学的行政权力结构可以分为董事会、校长（包括副校长及各种处理具体事务的专门办公室）、学院和系共四层。董事会是大学行政组织的最高层，董事会成员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多为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教育界名家或社会名流。他们更多地代表了公众的利益，主要职责是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建立长短期规划，维护和修订学校的宪章，考核、选定、留用和免除校长，批准学校预算，广泛建立校外联系，为学校广辟财源，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监督校长、学校各部门和教师的工作效率及其行为，等等。 校长是最高行政长官，对董事会负责，其职责包括组织并领导一个有效的校内管理系统，协调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的资助，提出学校预算并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倾听和解决学生的要求和问题，等等。校长有若干助手（如副校长）协助处理大学一级的有关问题，这些助手通常分别负责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事务。大学一级行政领导者下面，设有负责处理各方面具体事务的办公室，各办公室主管直接对校长或分管副校长负责，每一个办公室根据需要雇佣若干名精通业务的职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行政组织体系。 大学之下是学院。几乎所有学院的院长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每位院长都配有若干位负责教学、科研或学生工作的院长助理或其他辅助人员。每个学院都有代表学者和学生群体的组织，如由全体教师组成的教师会，由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改革委员会、课程委员会、评估委员会、晋升委员会以及学生会等。这些机构的意见有的属于必须执行的正式决策，有的则是供学院参考的咨询性意见。学院一般由行政机构控制预算、教学人员监督课程的权力模式，双方联合负责学生工作。 大学组织的最低一级单位是系。系，首先是一个社团，即由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学者组成的教学、科研团体，同时，系又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系在教师晋升、新教员的聘用、教学计划的确定、科研项目的申请与实施等方面具有主要的发言权，但往往并非由系主任个人决断。有些问题，系主任必须同其他教师商议，甚至必须同全体教学人员商议，并要遵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各大学选择系主任的方式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大致有3种途径：行政领导任命，教师选举，以及上述两种的折中办法——由系里提出候选人名单，由校级行政机构从中指定。最后这种办法是平衡教师利益和管理机构利益的一种方式。大部分情况下，美国大学的系主任由那些享受“终身制”的教师轮流担任，但要经过全体教师选举的程序。 （二）权力运行机制 美国大学中，一方面有着典型科层官僚化组织结构，但同时学术力量在学校决策和组织管理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经典的等级结构与学者行会组织交织在一起、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分配的二元化权力结构。而且，行政权力并不是在组织结构的各个层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学术权力成为对大学事务产生强大影响的无形力量。最基层的是教师权力，它是一种建立在越来越细化的学科基础上的近乎垄断性的支配力，教师通常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些不会受到规范的限制，也恰恰保证了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自由。另外，由教师组成的教师集体，其权力在系务会议、教师会议、大学评议会和理事会中到处可见，并且只有全体教师参加的系务会议上才能做出一些重要决策。另一个教师参与管理大学事务的主要方式是评议会或者教授会。评议会传统上由学校各单位教师代表组成，主要代表学者权益，校长亲自任主席。评议会并不是董事会授权的或校长任命的权力机构，但在确定学校的教育方针、学术项目和行政人员任免等方面却有重要的咨询作用。根据其所负的职责，评议会下面也设置若干专门委员会。近几十年来，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美国高校教师通过评议会参与管理学校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也开始有行政管理人员代表、学生代表进入评议会，但评议会仍然是教师发挥着主导作用。除评议会外，教授会和各学科的学术委员会以及各种专门委员会也在教学、科研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的控制权因为渗透力很强的学术权力存在而被分散，因为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层行政管理。在行政权力运行与教师、学生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美国大学组织中有着较为完善的“上行和下行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三、对我国大学学院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大学学院制随着19世纪末近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而产生，如从京师同文馆、天津西学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再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大学已经实行了分科教育。1913年l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规程》将传统学堂中的科（当时的学堂中有法政科、工科、商科、农科）改为学院，并规定必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成为大学。《大学规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学院制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性大规模学校院系调整后，形成了一系列单科性大学，此时采用的是校、系二级结构，至此学院制在我国消失。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为适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要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重点大学开始结合自身特点陆续组建学院。截至2007年5月，我国普通高校共1 909所，在741所本科院校中，实行学院制的有460所。我国大学学院制改革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虽然取得了一定收获， 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学院制还有较大差距。探究美国大学学院制特点，能给我们的学院制改革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以实体性为目标改革学院 美国的大学是通过学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建立起来。它们之所以都能够称为学院制，其精髓之处在于其大学中都有学院这一具有实体性的管理层。其学院在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尤其在财政上是独立于大学的。这比较符合系统科学理论，因为一个学校要能在市场中自主高效运行，有赖于整体稳定的自组织能力，构成学校系统的各学院子系统必须有在学校宏观调控下的自主运行能力（即相对独立），才可能成为学校的活力之源，才可能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各行业的发展。相比较而言，我国现有的大学大多是通过合并、联合、共建等方式产生的，大学中的学院是将原来调整前的各学院、系科拆散后按照一定的组织设置标准重组而成的，所以，整个大学中的权力一般集中在上部，与此相应，学院的实体性与其他国家学院相比就弱得多。进行学院制改革，实行以学院管理为主的新体制，首要的应是下放教学科研管理权、人权和财权，将事权、人权、财权统一，做实学院作为管理的主体。 （二）以学科大类之间更高层次为标准设置学院 观察表1，美国10所一流大学学院设置情况，其学院平均数量为11个，有研究选取了中国10所“985工程”高校进行统计，平均学院设置为181个。造成如此大差距的原因是因为中美两国大学设置学院的标准有所区别，中国大多数的学院以一级学科为设置标准，少数按照二级学科为设置标准，更有一部分学院设置标准模糊，无法归类。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院中已经取消了按照二级学科进行设置学院，少数按照一级学科为标准设置学院，绝大部分则以学科大类之间更高层次的整合形式设置学院。比如，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和耶鲁大学的文理研究生院就是整合了人文科学和理学两个大类，麻省理工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则是整合了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三个大类，斯坦福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院则是整合了人文、理学和工科等多个大类形成的。管理跨度理论告诉我们，管理跨度的宽窄是直接影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管理层次设计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管理跨度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组织的高效运作，常常会造成管理者疲于奔命或人浮于事的现象。高校要提高管理的效益和效率，使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认真设计本学校的学院数量，是各高校的最高管理层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如果高校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一味地增加学院的数量，或者将规模较大的学院拆分成专业划分更细的学院，势必造成学校的管理跨度过大，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和负担。因此，适当减少学院数量，依据学科大类之间更高层次设置学院，不但有利于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发展，也有利于科学地管理和运作学院。 （三）以特色化、优势化为动力发展学院 美国一流大学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专业学院，主要分布在专业学院上，这些学科的优势比较明显。例如：哈佛大学的政府学院、耶鲁大学的戏剧学院居世界首位；耶鲁大学的音乐学院、林业与环境学院，麻省理工的建筑学院以及斯坦佛大学的地球科学学院也有明显优势。除此之外，美国一流大学都有自己的强势学院，这些学院在全美国研究生院的排名比较靠前。2006年，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位于美国研究生院的第一，法学院位于第二；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学排名第一，商学院排名第四；普林斯顿的工学院排名第十七；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排名第一，医学院排名第十一，商学院排名第十五；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排名第二，法学院排名第三，医学院排名第八。这些数据表明，美国一流大学不但具有自己的强势学院，而且强势比较明显。 在美国大学，特色学院也并不完全是由热门学科和热门专业建立起来的。在我国，有些学校也很重视特色学院的建设，但只限于新兴学科和专业组建的特色学院。这些受市场引导的热门学科专业，在国内有一哄而上的景象。发展特色学院，应该符合学校实际，体现学科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四）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配合为手段管理学院 权力是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个体或者团体应有的权力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有其自身的含义和特征。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维系着高校的日常运转，它以高效为追求的目标，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而学术权力属于一种权威，是为推行整体目标而指导和支配他人的权力，是符合大学内在逻辑的权力。历史告诉我们，当这种逻辑得到遵循时，学术就繁荣；而当这种逻辑受到践踏时，学术系统就会被破坏。受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大学是典型的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模式。但是，大学中基本活动的承担主体是教师，其学术活动的特征又是高度的专业性、独立性、创造性。在他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人不是那些具有行政权力的“官”，而是具有高深专业造诣、谈吐清雅的专家。由此，大学的氛围应当是一个崇尚学术的氛围，在决策上学术管理应优于行政管理，建立学院制组织模式应该就是来解决、缓解行政权力的偏向问题，以此达到尊重学术权力的目的。 美国大学学院制模式具有其独到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在美国大学历史发展中经过了考验和删选所留下的精髓，中国大学的学院制改革应将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经过学校和政府、校长和教师的共同努力，走适合中国大学发展的学院制。 （《嘉兴学院学报》2010.07.15） 牛津大学学院制若干问题探讨 王晓宇、周常明 学院制是牛津大学建校之根本，也是孕育其导师制和寄宿制的摇篮。虽已历经几百年历史的洗涤，但学院制的架构、运作特征及其蕴涵的教育理念传承至今。它不仅铸就了牛津大学的辉煌，而且成为牛津大学最具魅力的地方。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指出：“牛津大学能保持其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学院结构。”英国教育史学家特德·塔珀也说：“正是由于拥有奇特的学院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看成是与众不同的、非凡的高等学府。” 一、学院制的特征 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学院实力的日益壮大，大学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最后，学院以一种联邦关系与“中央”大学联系在一起，大学仅仅成了学院集合体的名称。没有学院，牛津大学“只是一个空壳、一排纪念碑而已”。学院制既是牛津独特的文化基础，又是维护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根基。 1、民主管理 牛津大学学院制的民主管理体现为大学管理和学院管理。从大学管理层面来看，全校教职员大会是牛津大学的最高立法机构，其成员来自各个学院，以及大学的教学、科研、图书馆、博物馆等管理部门。对牛津大学成员而言，全校教职员大会既是一个审议和表决学校重大事项的机构，又是一个展开辩论的论坛，每个成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牛津大学赋予全校教职员大会最高立法权，表明大学的权力归全校教职员大会所有成员。每个人的利益都与大学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是大学的主人。尽管牛津人有时对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但他们认为，全校教职员大会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民主可能是隐性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同意也可以是沉默。 从学院管理层面来看，民主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学院自成立以来，多少次都面临被剥夺独立地位和特权的考验。然而，学院始终坚持独立自治的底线，将学院制延续至今。学院的一切事务都由学院成员决定，每个成员都拥有参与权，这早已成为每个学院成员所坚持的价值观。无论决定是否正确，都凝聚了各方（包括每个成员）的力量。这不仅增强了每个成员的使命感，而且确保了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在学院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学院的民主是大学民主的基石，它使得牛津大学全校教职员大会的成员不仅获得来自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的力量，而且学院院士不再以一个旁观者或团队中一个从属人员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的事务和问题。 尽管民主管理的代价时常会带来拖延、短视和效率低等问题，但是，这一管理机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一人一票的委员会机制，民主确保了牛津大学的政策是由集体决定的。为此，英国历史学者布莱恩·哈里森作过这样的评价：牛津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确保了大学不去主导学院、教师不去主导学生。从这个角度出发，学院的自治有时也包含着保护少数人的观点或做法的价值观。无论师生学习还是娱乐，学院都是一个让任何人乐于表演且不会带来太大风险的舞台。在牛津大学，“学术上的能动性可以源于任何一种动力，任意发扬光大……思想的火花奔放四射，充满整个校园”。 2、精英管理 卓越的管理依赖一流的管理人才。牛津人坚持的原则是：牛津大学是一个学者自我管理的民主机构，学院制是其核心，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谁想进入校务管理委员会、学部、系科部及其他管理委员会，那他就必须让选举委员会相信：他的学识和人品是出类拔萃的，而最终能否当选则由竞争和选举来决定。牛津大学各个管理委员会和职能部门的作用，在于让那些最有能力的人进入大学管理层，确保牛津大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牛津大学前校长弗兰克斯特别推崇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精英竞争式民主理论。他认为，通过选举从精英中挑选精英是最好的办法。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牛津大学执行校长职位人选为例。牛津大学第293任执行校长彼得·诺斯是国际知名法学家，第294任执行校长科林·卢卡斯是历史学家和高等教育管理专家，第295任执行校长约翰·胡德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前执行校长。牛津大学现任执行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是化学家、耶鲁大学前执行校长。这些历任执行校长都是教授专家级的管理人才，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任职前，都曾在世界知名高等学府任教或从政。牛津大学为了获得优秀的管理人才，甚至面向全球招聘管理精英。 同样，牛津大学各个学院的院长、导师和学者也都是学术领域的一流专家。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全体学院院士推选出来。以默顿学院为例，现有正式院士69人，候补院士7人。在院士中，除4人是学院专职管理人员外，其他人都具有博士、教授和研究员头衔，学者的数量远远超过职员。院长杰西卡·罗森是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学的教授。学院的其他管理职位也都由院士兼职或轮流担任。为了实现精英人才培养目标，牛津大学在教师招聘过程中把高水平的教学、科研成果和优秀的人品作为聘用的条件，努力打造一支世界级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才队伍，以确保其世界一流学府的地位。例如，牛津大学现有教师中的38%是从全球招聘来的，大多数来自科技强国，如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牛津大学各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3、交叉和重叠 牛津大学及其学院的管理既有独立性又有统一性，相互之间形成管理上的交叉和重叠。 在管理体制上，大学和学院都是独立和自治的机构，各自都有一套管理体系。然而，大学各管理层的职位大多由学院的院长、导师或教授担任。大学的评议会、全校教职员大会、校务管理委员会、各学部以及系科部等都有来自学院的成员。大学执行校长以往都由各学院院长轮流担任，直到19世纪中期改革后，该职位人选才面向全校选举产生。即使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职位通常还是由某个学院院长来担任。例如，牛津大学第一位专职执行校长艾伦·布洛克曾是萨默维尔学院院长。牛津人认为，关键决策机构人员的重叠既是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又是巩固这一分权制模式的黏合剂。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大学，在大学各管理层的委员会会议上，学院的利益总是摆在第一位，这也是学院制在牛津大学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在教学上，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士、教授和高级讲师，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具有另一个身份，即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由于每个学院不可能开出所有的学科，因此，学院之间就必须在某些学科领域开展合作，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学院的教师除尽可能完成学院的教学任务外，还要开设面向全校的讲座和课程。大学设立的4个学部及其下设的27个分部和系，由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组成，其任务是面向各个学院的学生开设讲座和课程。这些教师的身份或权力都与学院有关联，其福利待遇由各学院与大学协商解决。如此，学院与学院、学院与大学相互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这一复杂关系已超出学院制模式的内涵。 在教育和文化资源上，学院作为一个独立和自治的实体，拥有自己独立的教学、科研和生活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和运动场地等，以此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底蕴的学习空间。大学所拥有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则是学院教学设施的一种补充。例如，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服务系统整合了大学、学部、系科部的40多个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开放。除此之外，大学还为学院师生提供了博物馆、学位考试科目、研究所，以及其他各种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实验室等设置和资源。另外，大学还有大量的文化体育设施，如体育中心、剧院、音乐厅等。总之，大学和学院既有独立的设施，又有共享的资源，这体现了学院制大学的管理特点。 二、学院制面临的挑战 从管理体制上看，学院是一个自治的实体，与大学构成联邦制的格局，实行双轨制的管理。大学有大学的收入，学院也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财务上双方互不干涉。学院拥有院规、管理机构和人员，开设相关专业并招收自己选择的学生。学院的师生更加忠诚于学院，而不是大学。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的中央管理层设有各种委员会、学部、系科部等组织，这些机构责任重叠，界定不清。更为复杂的是，委员会的很多成员都来自学院，而且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又往往兼任其他委员会的委员。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牵扯各方利益，一个提案或建议往往要在委员会或委员之间周旋几个回合才有结论，因而大大降低大学的决策效能和管理效率。鉴于学院在牛津大学里的核心地位，学院经常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非大学的整体利益。这就造成大学的中央管理越来越难以适应外部挑战，不利于提高今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鉴于此，2004年，牛津大学校务管理委员会成立治理工作组，针对大学管理结构进行全面审查。2005年，治理工作组发表《牛津大学治理结构绿皮书》，提出的主要问题有：大学和学院双轨制的管理体制使得大学的决策过程缺乏民意和理解；校务管理委员会办事效率低，决策缺乏重点；委员会的成员未发挥应有作用，以及机构重叠和职责不清等。同时，工作组还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例如，设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继续保留各学部委员会和学术机构、成立理事会，等等。这些建议旨在加强牛津大学的中央管理，消除学院制的弊端。然而，由于学院的激烈反对，上述改革建议迄今仍停留在纸面上。 从人力上看，牛津大学各个学院招生的规模几近饱和。例如，1968－1969学年，牛津大学的师生比是1：9.6；到1988－1989学年时，师生比已达1：11.5。牛津大学全职教师的人数则分别是1121人和1195人。如果继续维持精英式的学院制教育和导师制安排，这一招生规模就不能轻易突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牛津大学响应政府的号召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其结果造成教师和学生宿舍以及相关教学设备的紧张。不少学生被迫到校外租借房屋，这对学院制的教学和管理都带来负面影响。从财力上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目前所拥有的捐赠资产总额为25亿英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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